徐立清:不在名利上争高低

徐立清1927年4月投身革命,1935年5月参加长征,两过雪山、三过草地。新中国成立后,徐立清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、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。

1951年2月10日,中央军委颁布了《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》,启动了全军干部评级的工作程序。由时任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的徐立清主抓这项工作。评级工作复杂而敏感,涉及到每个军队干部的切身利益,当时一些在战争年代立过战功的老同志提出了高定级别的要求。

针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,徐立清明确指示有关部门,不符合条件的一个也不能照顾。他还对总干部部的同志说:“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模范执行党的政策,决不能利用掌管干部工作的权力为自己的升调谋私利。”徐立清按照评级条件应定正兵团级,但在上报中央军委的名单上,他却将自己的名字从正兵团的位置上圈了出来,并在副兵团的名单中加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1955年1月,中央军委发布了《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》。1955年2月8日,毛泽东主席正式签发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》,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。

按照以上规定:正兵团级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。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。徐立清考虑到,授衔工作一定要坚持照顾方方面面、不搞山头主义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。于是,就下了决心,先把自己减下来,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。徐立清把自己的名字从上将名单中划去,在中将名单上加添了“徐立清”三个字。罗荣桓部长看后亲自找徐立清谈话:“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,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,是够资格的嘛。”于是,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行列中。

名单很快报到了中央军委,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。再一次向军委领导写信说:“我从小给地主家放牛,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,我所做出的成绩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,是微不足道的,授予上将军衔我感到很不安。论德、才、资、功,授予我中将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。再说,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,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,做出好样子,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。”

徐立清还和夫人党秀玉商量让衔这件事:“咱不要在待遇上、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。”党秀玉也表示支持。徐立清下定决心,一定要实现自己降衔的心愿。

此事再次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,周总理亲自找徐立清谈话:“你多次申请低授,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,是值得我们每个干部学习的。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,你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这种优秀的品质,难能可贵呀。”最后,周总理同意了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的要求。

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,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:“徐立清我了解他,人很好,没有名利思想,而且言必信、行必果。”毛主席接着说:“不简单哪,金钱、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,古来如此!”

徐立清不仅让级别、让军衔,还主动提出让职位。1955年7月,我军干部授衔工作基本完成以后,徐立清积劳成疾,因病住院。罗荣桓到医院看望他时,他提出辞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要求。罗帅不同意,让他安心养病,康复后再回到工作岗位。不久,他又给军委写信,请求转业到地方或者到省军区任个副职,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。

徐立清廉洁自律,生活简朴,家风严谨,始终保持劳动人民和普通一兵的本色。很多人都称赞他是一个“心长手短”的人:心长,是他为党的事业、人民的利益想得多,想得远;手短,是他不争名,不争利,不争官。他自己如此,对爱人、子女也是这样要求的。他给家人定了“三不准”的家规:“不准以我的名义办任何私事,不准搞任何特殊化,不准参与政事。”他对自己提出了要过好“五关”,即思想关、政治关、社会关、亲属关和生活关。他病重期间把家人全部叫到床前,郑重交代,在他过世后要把房子和车子都退掉。

徐立清去世后,他的夫人党秀玉退掉了房子,把公家配给的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交了公。徐立清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赞扬。